作者：康耀仁

仇英馆居周、陈居所的地点时间

除了馆居项家，仇英还接受昆山周六观和苏州的陈官两位富豪的资助，分别馆居其所，绘制特定的作品。

1、馆居周凤来家的时间及相关作品

周凤来，字六观，号于舜，吴中富人，仇英为周凤来绘制的作品目前还留存两件：

一件是《弹箜篌图》，绢本，青绿重彩，本幅有文彭题诗，并识“文彭题于于舜凝馨阁”而确认为周凤来藏品，诗堂陈淳题跋署年为年，现存波士顿美术馆（图22）。

图22、仇英《弹箜篌图》，绢本，70.3x34.2cm，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

另一件是描写赵孟頫写经换茶的场景，这个题材，现存两个版本，一本是克利夫兰美术馆的《赵孟頫写经换茶图》（下称“克本”），无款，纸本，青绿重彩，钤“周于舜氏”白文印；还有一本则为台北故宫的《换茶图》（下称“台本”），绢本，青绿重彩，两作均为清宫旧藏，除了“台本”左边延长一段土坡，其余的，大至图式安排、人物形态，小至林木的叉枝关节都基本一致（图23），更有甚者，文徵明的书经，文彭、文嘉的后跋内容、字态和章法布局竟然近乎复制（图24）。

前面说过，仇英作为职业画家，绘制复本作品是存在的，但是从大格局到小技法，每有不同，而这两件作品几近复制，反而露陷。有趣的是，台北故宫在《明四大家特展——仇英》刊载“台本”时，加”款“字，意思很明显，该院的专家自认伪迹，这个判断影响了不少人的认知。

事实究竟如何呢？

通过比对后跋的书法，“克本”书写节奏自然；而“台本”笔性迟疑。

从画作分析，“台本”采用绢背铺底、正面分染敷色的古法，画面温润，色泽层次丰富，符合仇英的摹古特征；而“克本”纸本+青绿，显示作者不清楚仇英绢本+青绿的表现需求，也不懂后背铺色的基础处理，故色调单薄，且松树主干呆板，松针和点苔稍嫌无序。因此判断此卷入藏清宫之前曾被摹作，经拆装再拼合，成为两件作品，“台本”真画配伪跋，而“克本”则伪作配真跋。

完成本文后，苏州博物馆的《仇英特展》尚未结束，笔者特地赶去，见到”克本“原作时，更加坚信上述的判断。

图23、《换茶图》（上，局部）与《赵孟頫写经换茶图》（下、局部）。

图24、文嘉题跋，上为《赵孟頫写经换茶图》，下为《换茶图》。

从文嘉癸卯（）年八月八日后跋可知，周凤来曾让文徵明书经，又请仇英“以龙眠笔意写《书经图》”，而文徵明书经时间为壬寅（年）九月廿一日，以此推测真迹本当完成于该年的秋冬。

据《石渠宝笈》三编记载，仇英名下有《秋原游骑图》，后跋为彭年、顾定九所题，钤“周于舜氏”、“凤来”两印。近年现身时，不见周氏印鉴，原来后跋也散失，由黄君实先生根据著录补书，笔者有幸上手细审，其绘画技法、款式印鉴，均存疑。此作也是纸本绘制青绿重彩。

检阅周凤来所藏的《弹箜篌图》和《换茶图》真迹，并无其藏章印迹，而《秋原游骑图》和“克本”却反而出现，如此刻意，或是伪作者心虚壮胆的心态作祟，如果哪天后跋再现，两者极有可能同属一印。

根据《清河书画舫》、《眼福编》等明清文献记录，周凤来因为母亲八十大寿，延聘仇英长住其家，绘制《子虚上林图》。仿本目前已现身多卷，但真迹却不知下落。其卷长达五丈，款式题“嘉靖丁酉（年）孟夏六日始，壬寅（年）秋八月朔竟”，时间长达六年，这期间仇英也为周六观绘制了《弹箜篌图》和《换茶图》，并且，还在异地的项家绘制近八十七平方尺的《姑苏图卷》，说明仇英馆居周家和项家的时间有交集。

张丑曾在《真迹日录》描述，昆山周氏持“先世流传仇英《采莲图》”示观，根据张丑的在世时间，反推周氏先世无疑便是周凤来。据述，《采莲图》“白宋纸，浅绛色，全仿刘松年，妙甚”。这些信息，正好符合仿古时期的基本要素。可见仇英与周六观的交往，早在年之前便已开始，但馆居的时间至少在孟夏至年年底。

2、馆居陈官家的时间地点及相关作品

陈官，号怀云，苏州富豪，相关文献对于陈官与仇英的交往记载最少，现存的仇英作品，明确题署怀云上款的仅有两件，一件就是前面论述过的《职贡图》，从文徵明的题跋得知，这是根据武克温白描卷变化发展的鸿篇巨制，其后还有彭年跋言：“此卷画于怀云陈君家，陈君名官，长洲人，与十洲善，馆于山亭，屡易寒暑，不相促迫。”

彭年的题跋提供了三个信息：

一、陈官延聘仇英馆居作画，在时间上不逼催。

二、仇英在陈官开设的画室叫山亭。

三、此卷绘制花费数年时间。

另一件是《桃源仙境图》，现存天津博物馆，同样也篇幅巨大，且技法的精细繁复，无以复加，所耗费时日必不可少，可知陈官“不相促迫”确非虚言。

这两件作品均同属绢本+青绿重彩，显示作品画于摹古时期。

据张丑《真迹日观》载，陈官还藏有《西园雅集》的阔幅巨作，署款“仇英实父为怀云先生仿古”，根据阔幅巨作和仿古等关键字眼，对应现存的仇英作品，推测该作应完成于仿古或摹古期间，可惜至今未见现世。

综合上面相关信息以及仇英馆居项家、周家的时间，其馆居山亭作画应该早于在周六观家绘制《子虚上林图》的时间，即年之前。

结束语

其实古人的“摹“与”仿“同意，体现在画作上，或许差异不大，笔者在第二章节有意分开，一方面确实存在仿古大意和摹古贴近原作的风格差别，也存在两者在纸、绢的材质区分；另一方面，则是为了强化摹古时期的绢本+青绿重彩的基本特征。

纵览仇英作品，其最重要、最精彩之作，全在摹古时期绘制，可谓其人生的辉煌阶段，笔者根据公开的作品初略统计，摹古时期的作品占据真迹总量约77%，随着私藏作品的不断公开，这个比例还将提高，并将出现更多更新的证据，以解惑在此期间的诸多问题，而笔者上述的诸多研判，如果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基础框架，即万幸矣。（全文刊完）

（原载《文物鉴定与鉴赏》/3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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